一颗早陨的希望之星 纪念9.18事变79周年

维泽特

一颗早陨的希望之星 纪念9.18事变79周年
于正中（于大明）…一个世人陌生的名字，一个聪颖优秀却生不逢时的小男生，一个生逢乱世被日寇入侵毁了人生的男孩子，一颗因民族內乱过早陨落的希望之星。他就是李相云和于浣非的大儿子，我的大哥哥。
大哥1927年生于哈尔滨，母亲为他取名“大明”，寄希望国家和这孩子都有一个大放光明的前程。二哥明明，三哥世明，都是此意。母亲把家庭、孩子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大哥二哥在哈尔滨）
1931年日本鬼子在瀋阳发动9.18事变，在当局不准抵抗的命令下，东三省很快沦于日寇铁蹄之下。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同胞，为捍卫祖国河山、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组成各色的抗日队伍，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浴血奋战。
父亲成为黑龙江哈尔滨爱国抗日群体的重要一员，直到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在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逃离哈尔滨。从1934年6月起，刚进小学的于正中跟随父母，开始了流亡抗日的长途。
流亡沿途所见所闻，让年幼的大哥开始懂得个人命运家庭苦难与国家民族的兴衰强弱息息相关。
1937年7月7日泸沟桥事变暴发，抗日战争正式打响。年仅10岁的大哥在父亲和家族都加入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影响下，在武汉积极投入幼年儿童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大哥参加了抗日儿童演出队，上街作抗日宣传演出，到医院慰问负伤的抗日将士。还将比他小2岁的二哥介绍加入抗日儿童演出队。



（大哥二哥三哥姐姐在武汉）
大哥自编自演了一个小剧，前往慰问受伤的抗日将士，感动了人们受到好评和鼓励。初次显露出他的才能。受父亲于浣非爱国活动的影响，于正中喜欢结交比他年龄大许多的抗日爱国人士，像个“小大人”，大人们也很喜欢这孩子的聪明懂事活泼，欣赏大哥的爱国热忱。常送他一些与抗日有关的书籍。由于父亲起用“宇飞”笔名，大哥也制了一枚“宇大明”的印章。



（著名爱国画家沈逸千像，网络图片）
这本珍贵的＜日寇暴行实录＞，就是爱国画家“三十年代成名画家中之佼佼者” 沈逸千赠送给大哥（于大明）而留存下来的（上世纪60年代郭沫若就著文告诉国人这本＜日寇暴行实录＞存世不多，有此书者妥为珍藏）。这原是沈逸千自已的藏书。大概因为父亲的关系，虽然当时大哥年仅11岁，而已著名的沈逸千比我大哥年长19岁，他称呼大哥为“老弟”而且用了“赠”字，可见一般。大哥在此书多处加上他的印记，说明他对这份礼物的重视与珍爱。后来在成都韩乐然也送了一幅画（正待扬帆的木船）给我的大哥，一直挂在他卧室墙上（上世纪57年搬家遗失）。可见这些抗日志士对大哥的欣赏关爱与器重。











武汉大撤退之时，父亲领受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大姑于汝洲是该会的重要骨干）转移一 批难童（约四五十人）去四川成都的任务，全家都投入了这项工作。大哥二哥在整个转移途中与这批年龄相近的难童同甘共苦。
在宜昌候船的几十天，大哥二哥与难童们一起组成合唱演出队，由父亲带领着在宜昌城头作抗日宣传演出。后来二哥在绵阳读初中时遇见过两位难童朋友，互相都能叫出对方的名字。
到成都后几经搬迁我家租下青龙街119号，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都分会在我家院内成立。由于父亲担任宣传部主任，家里的院子就成为东总抗日演出队的排練场地。我的哥哥与姐姐常观看演出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排练。1939年由东总成都分会发起在祠堂街新又新电影院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活动，大哥是参加纪念活动的唯一的孩子。




到成都后出于对国民政府的腐败不满，母亲为几个子女重新取名为：正中（大哥）正华（二哥，参加革命更名于振华）正民（三哥参加革命更名于然）正国（姐姐）。付于孩子们重大历史使命。在我出生后，姐姐更名为：正之，把正国名字给了我。
日本鬼子飞机又一次轰炸成都之后，父亲又将大哥等子女和姑姑的孩子，组成一个儿童合唱队，配合在成都的各抗日文艺团体街头演出，合唱队指挥由年龄最小的三哥担任。
到成都后，父亲认识了车耀先，车耀先让大哥二哥参加他领导的大声社的活动。
父亲购回一套宣扬古代民族英雄的“一角丛书”（商务印书馆发行）有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史可法…。让哥哥姐姐阅读，学习英雄抵抗外侮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
大哥读华西协合高中期期考试成绩名列一、二。他住校，在家时间不多，比同龄人成熟，爱书藉，爱思考，少笑容，不甘平庸。他常向一些刊物投稿，受编辑赞许成为特约巽稿人。他特别喜爱戏剧、电影，翻译或创作类似于＜唐老鸭＞、＜超人＞的剧本。


（读高中时期的大哥，已失去童年的笑容）
在家里他还搞过一次卫生改革。他主张家人吃饭用公筷或把菜分成单份。妈妈采纳了他的主张，每人面前放一个碟子，使用公筷把菜夹到各自的小碟里再吃。由于哥哥姐姐都住校，平日就妈妈和我还分什么呢？这一改革不久就被淡忘了。
抗日战争胜利了。读高中的大哥对国家未来充满希望，对个人前程充满憧憬。他渴求尽早去长春电影制片厂实现电影梦。
回老家是每个流亡者最急切的梦想。父亲赴重庆请缨参加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收。离开家人时允诺回东北安排好就接家人返回老家。还特別允诺会很快给大哥寄回路费，让他去长春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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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当全国人民还沉浸在抗战胜利喜悦之中，对国家前途充滿美妙憧憬之时，中国的时局正悄然变化，战争硝烟又开始弥漫，而东北三省首当其冲。中国人民再一次被欺骗。
父亲走后犹如在人间消失，（很久以后才知道真像）全家人的期盼化成泡影。
大哥高中毕业即告失学失业。对抗战胜利充滿欢欣与激情的大哥，对国家和个人前景充满希望的大哥，怀有抱负想干一番事业的大哥，连续几日早出晚归在外奔波，变得郁郁寡欢沉默无语。每日很晚回家，什么话都不说，进屋上床倒头便“睡”。1948年的一天，母亲叫他起床吃早饭，无有回应，进到他屋里只见大哥口吐白味不省人事，床头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母亲赶紧请人把大哥送到青龙街的医院救治，但为时已晚，昏迷二天后过世，时年仅20岁。他热爱的祖国让他悲愤，他敬重的父亲让他失望，一颗希望之星就这样过早陨落了。
当年于正中自杀，成都新闻媒体作了报导，成为又一出引人注目的时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