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租约终结“厄运” 房客何以死守“黑楼”

维泽特

十年租约终结“厄运”
房客何以死守“黑楼”
2010年6月3日上午，浙江义乌市花来香大都会突然断电，天龙实业公司总经理周忠琦以为出了什么事故，带着大伙下楼查看。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大门外，义乌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涛和后勤副科长何建新，带着三四十个民警还有协警，正在撬花来香大都会的门锁准备换新锁，另外一路人则到营业厅把所有工作人员全部赶了出来。



公安部门的这次出警，切断了大楼的水电，导致大楼一楼的老百姓大药房和小肥羊餐饮店等都被迫停止了营业。更为甚者，干警在强行拉闸断电破坏电力设备时，并用钢锯将天龙公司私有的总电缆线锯成五六段抢走。对此场景，当时天龙公司一位经理用手机拍了照，副局长陈涛竟然说：“拍照就拘留”！立即命令民警和协警将该经理抓进派出所。其气焰之盛，令人悚然！
这样的暴力事件并不孤立，去年四川成都唐福珍为**强制拆迁**身亡；今年辽宁抚顺杨义在面对拆迁者野蛮执法时，挥刀杀死现场拆迁官员；而就在四年前同一地点，拆迁者曾将被拆迁者活活打死。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执法者总是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成群闯入，使用棍棒，将民众赶走，财产扔出，然后呼啸而去。
强制！强制！在中国大地上，这两个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血腥与仇恨。
那么，义乌市花来香大都会是不是涉及到了什么违法行为呢？
从周忠琦那里，我们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义乌市公安局是这栋交警大楼的房东，而他们——义乌天龙实业有限公司则是房客。早在1999年7月，天龙公司从义乌公安局那里以每年110万的价格将房子租来，租期到今年的5月26号。用途为经营宾馆、商场、餐厅、娱乐等服务项目。
既然房租已经到期了，而周忠琦又为什么不履行合同，搬出交警大楼呢？
按照设计图纸，该大楼应当配备2000千瓦以上的电力供应，据此，供电局要求业主即出租方建设多层配电房。而分管后勤的公安局副局长和后勤科副科长出于偏见和报复，一直以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方式不同意建设该配电房。由于没有电力供应，导致十年来，该投入巨资装修建设的宾馆酒店到了冬夏两季根本无法经营，其他配套项目也因此不得不停止营业，给天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2200多万元以上。
由于上述人为原因，就此大楼租用事宜，双方不免产生争议。2009年9月1日，出租人向金华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天龙公司支付未结算租金一百万元。天龙公司依法提起反请求，要求赔偿损失并重新顺延履行合同十年。依据为出租人故意隐瞒了该大楼消防设计不合格、本不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等致命缺陷，同时又故意不使该房屋具备经营上述项目所需的配套电力，由此造成承租方2214.975万元以上的巨额损失，依法其应当赔偿。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该案开庭后的第五天，在仲裁庭还要求调解、正处于审理过程中的时候，出租人义乌市公安局却出其不意地以暴力强制手段非法断电、断水、锁门、抓人，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结合这一事件，回头再看其他相关违法强制事件，从那些被政府某些部门违法强制执行的绝望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身边的现代化进程正在日益演化成这样：随着城市建设的崛起，社会却在不断沦陷。

首先沦陷的是公权力。凡属发生强制事件，本质上反映的都是官民冲突。许多地方政府不仅默认暴力执法事件发生，而且其本身常常就是实行暴力强拆的一方。而当命案发生后，这些官员要么是强词夺理，要么是推卸责任，由于他们代表了某个地方群体的共同利益，掌握了公权力，因此很少受到问责和追究。
其次沦陷的是民众。由于在强制执行这个领域，法律似乎已经完全缺位，权力者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让人不由想到，他们还有什么事不敢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完全退回到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面对毫无约束的强权，弱势的公民个体丧失了对于运用正当手段维护权利的信心。

也就是说，面对法律信任流失的现实，每个人都有可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成为一名“执法者”，并且让暴力来充当最后裁判。但假如每个人都是自己任命的执法者，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正义标准行事，这是一种什么状况？
姑且不论执法的正确与否，暴力执行就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法律、公信力和个人权利都将在此过程中同归于尽，获利的是少数官员和开发商，付出巨大代价的则是整个社会。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些指挥或纵容暴力执行的官员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招致天怒人怨的暴力执行始终难以得到根本改变？主政者也应当认识到，这种暴力执行的现象已经威胁到社会的基本秩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