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的光芒——唐诗中的悲悯主义情结

维泽特

在中国古代悲悯主义诗歌的创作群体中，分量最重的当数杜甫。他的一生颠沛流离，饱经忧患，历经了唐王朝由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大起大落。虽然作为士大夫的一员，生活却贴近劳苦大众，所以他的作品中很少有惺惺作态的腔调，而是由衷的同情广大人民的命运。除了名垂千古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外，从他锋利笔端之下，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了穷兵黩武对民生的破坏：“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安史之乱造成的恶劣后后果：捉丁从役连老弱也不放过（《石壕吏》、《新安吏》）；丈夫离别新婚的妻子上战场（《新婚别》）；多年从役的士兵无家可归，母亡无人收葬（《无家别》）；垂老之人在儿孙战死之后还要参军从役（《垂老别》）而他的另一首诗《佳人》，也反映出了他对遭丈夫遗弃的乱世佳人的同情。一千多年来，后人常常为李白、杜甫谁高谁低而争执不休，不过，就关注民生而言，李的确不如杜。
另一位诗人也以反映百姓疾苦著称的是元结，字次山。和杜甫同时。他也经安吏之乱，代宗时，出任道州刺史，到任后营舍给田，轻徭薄赋，使得流亡者归万余人。当时西原贼攻永州，破邵州，却不再进犯道州，因而触使他写出了《贼退示官吏》，诗中说“城小贼不屠”是因为“人贫伤可怜”，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可知当时的民生是何等的凋弊，而官府的盘剥又是何等的沉重。此诗拙直朴实，艺术成就远不如其他很多诗人，却因为作者的悯世之心而广为流传，由此可见，扎根于民众现实生活中的文学作品，是具有不朽的生命力的。
除此之上，能关心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还有韦应物（“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两首诗可称得上是家喻户晓）、聂夷中（“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等，在此就不一一冗述了。
2、抒发女子幽愤，同情女性的不幸遭遇
作为人类两大命题之一的女性，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在中国古代那种男性专制的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与不平等，使得关于她们的文学作品大多显得凄凉而悲惨，中国古诗也不例外。自从《诗经》开创以弃妇，思妇为题材的先秦诗歌，经过汉乐府的进一步发展，在士大夫文人手里，终于走出民间，进入到深深宫阙之中（标志是宫体诗的出现）。在经历了一段脂粉气很浓的时期（南朝及初唐）之后，终于被赋予了更深的内涵。同时，汉代作为主要以民歌收集创作为主乐府在唐朝也发展成熟，演变成了一种集音乐性与文学性于一体的新的文学体裁，为唐人“宫词”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与理论基础。另外，传统上对民间的描写并没有被遗弃，反而因唐人诗歌技艺的成熟而获得了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些都是要交待清楚的。
在古代，女子一踏入宫门无非两种结局。一是得到君王宠爱，从此锦衣玉食，众星拱月，举家列侯。一是默默无闻，终生与寂寞为伴。但后宫三千佳丽，得宠者寥若辰星。所以绝大部分宫女的命运是很凄凉的。于是，一幕幕以深宫重阙为舞台背景的宫词在士大夫的文人手中不断地诞生和上演，逐渐形成了唐诗中的一道另类的风景。
以善写乐府长诗著称的白居易是其中成就最高者。他笔下的《长恨歌》、《琵琶行》不仅文辞优美，而且感情真挚，在思想性方面层次也颇高。虽然历来的观点把《长恨歌》定义为一首政治讽喻诗，但全诗充满着浪漫主义的爱情气息。尤其是诗的后半部分梦中相会和七夕盟誓的章节，读来令人唏嘘不已。与一般认为祸国殃民的论调不同的是，白公在对待杨贵妃的态度上更多的是同情。从“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到“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再到“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升天入地求之遍”“九华帐里梦魂惊”。在诗人哀宛缠绵的笔调下，乱唐的杨妃更像是一个政治牺牲品，为晚昏庸的唐玄宗承担了所有的骂名（至于女子是否能误国之事，见智见仁，与本文主旨无关）。与《长恨歌》相比较,《琵琶行》更接近作者的生活。元和九年（814年）官拜太子左赞善大夫白居易因直言上书，为权贵所恶，结果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个打击使他认识到了人心险恶和命运坎坷。所以当遇到身世与他形势上虽不同，但本质却一致的琵琶女的时候，便产生了一见如故的感觉。一个是色衰委身下嫁贾人的歌妓，一个是一贬再贬的宦旅失意人。曾经的显赫，黯淡的前途，强烈的反差使白公对琵琶女的身世产生了共鸣。于是，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便在江州司马的青衫泪痕中传诵出无限的愁绪与幽怨来，这一传就是千年，而琵琶女悲惨的身世从此也烙在了世世代代人们的心中。
短诗方面一般以绝句或乐府为主。不过晚唐秦韬玉的一首七律《贫女》却流传极广。其中“苦恨年年压金钱，为他人作嫁衣裳”还常被引用于他处，衍生出更多的意义。而以描写宫女生活的宫词则又是另外一种代表，无论是元稹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行宫》）之寂寥，刘方平的“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春怨》）的凄凉，或是杜牧笔下的《奉陵宫人》的惨淡，都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制度对女性的不公。依照唐朝的惯例，皇帝死后，侍候皇帝的宫女如果没有所出，都必须去守陵。宫中失宠的妃嫔也好，终生不得临幸的宫女也好，她们毕竟还可以住在宫室里，而那些守陵的宫人则要一生陪在死人坟前，与二者相比还要凄惨几分，但她们能做的仅仅是“泪滴秋山入寿宫”而已。当然，唐代诗人们有关此类题材的诗的创作冲动，大多出于对己身仕途上不遇的同病相怜，但总的来说还是值得肯定。
3、刻画战争的惨烈，感慨士兵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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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自建立之日起，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与周边民族的冲突时有发生。唐的敌人先后分别有东、西突厥、吐谷浑、高丽、吐蕃，再加上安史之乱和唐后朝的藩镇割据使得整个唐王朝时时处于战争的边缘。同时，按照唐朝的官制，进士一般得先出任地方官的幕僚然后才能回京接受官职委派。这便使得其中的一些人有机会到边塞去。边塞壮伟奇丽的自然风光与惨烈战争画面拓宽了诗人的眼界，使诗人的创作得到了更广阔发挥的空间，种种因素集合到一起，终于催生出了一种以战争、边塞生活为背景的崭新题材的诗歌——边塞诗，同时还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边塞诗人群体（比较出名的有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岑参等）。
就整体而言，盛唐的边塞诗的风格慷慨激昂，豪放苍凉，反映了当时国家富强，蓬勃积极昂扬的时代精神。但战争毕竟是一件要流血牺牲的“凶”事，对社会的破坏极其严重。为将者虽然可借战功获得荣华富贵，但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士兵却待遇极差，不仅君王刻薄寡恩，还要时时面临妻离子散，战死沙场的痛苦。所以部分有良知的诗人有时也会创作一些同情士兵的遭遇，批判战争的残酷与惨无人道的诗歌。比如高适的《燕歌行》，虽然基调慷慨激昂，高扬着建功立业、报国忘身的豪迈精神，也有对边将“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抨击和对“铁衣远戍辛苦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的同情。能写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王昌龄也不是时时的豪壮，他的塞下曲中，更多的是“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纷纷几万人，去者无全生。”之类的句子。而李颀则借用汉武帝不许攻西域不利的汉兵汉将回玉门关的典故和战士们“年年战骨埋荒外”（《古从军行》），而得到的只是“空见蒲萄入汉家”（古从军行）现实的强烈的反差，揭露了君王所谓开边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仅如此，唐朝边帅为推卸责任，隐匿败绩不报的情况时有发生，中唐的张籍在他的《没蕃故人》中所描绘出的“前年戍月支，城下没全师。蕃汉断消息，死生长别离。无人收废帐，归马识残旗。”的场面虽只是诗人的揣想，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没蕃”的悲剧性，而这一回受伤的仍是广大的士兵们。有关战争的题材还充实了唐人乐府诗的内容，陈陶的一首《陇西行》更是将战争的惨烈性描绘得淋漓尽致。“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汉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不说“魂”而说“人”，实在令人砭骨摧心，痛彻骨髓，数千被家中妻子日夜挂念的将士，做了沙场的战死鬼之后，而家人还不得而知，还在望穿秋水的等着归来。这是何其的凄惨与凄凉呵!
四、结语
总而言之，唐朝的悲悯主义题材诗歌像其他大多数文学作品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并经历了起源到成熟，从民间到官方，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在唐朝，无论哪个时代（盛唐或晚唐），它都能占据着其中的一席之地。今天，当我们读着这些流传了千年的作品，仍能看出诗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他们不时焕发出的人道主义的光芒。虽然这些作为统治阶层的封建文人们，并不能完完全全的站在劳苦大众一方，为他们高声呼号，只是因着未泯的良知，看到了一些不幸与痛楚，并为之哀叹上两三声而已，但我们不能对古人过于苛责，毕竟在那种封建专制的时代里，他们也有着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而我们重读这些作品目的，不仅是要从它们优美的文辞与高度的艺术境界中吸取养份，还要学习古人务实的作文精神——文学作品要与现实生活高度结合，要真实的重现和反映生活，从而影响生活。只有做到了这点，文学作品才能打动读者，才能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才能具有不朽的生命，超越时空的界限而成为经典——这也是本文的创作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