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仅剩的十大文学天才之一：李凡纳利
这个世界仅剩的十大文学天才之一：李凡纳利全能作家 国民偶像
李凡纳利(O .Z .Livaneli)土耳其著名作家、作曲家、政治家，其音乐作品曾被伦敦交响乐团收录。他长期活跃在国际、国内文化、政治领域，1995年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2002- 2007年出任土耳其国会议员。《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一书先后在法国、美国、意大利、德国、以色列等国出版，作者本人于2009年获得土耳其文学中有着最高声誉的O rhanKem al文学奖。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称李凡纳利是“土耳其的音乐、文化及政治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6月18日下午，北京卡宾斯基酒店豪华的大堂。李凡纳利真人比书上的照片还帅，一身灰色西服，风度翩翩，谈到有趣之处也大笑不止。
作为土耳其著名的作家、作曲家和政治家，李凡纳利有一个美称是“国民偶像”。他几乎是一个全才型的文艺人物：他为土耳其电影《自由之路》配乐的曲子，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在土耳其几乎妇孺皆知，人人会哼唱；他执导的电影，如《铁地铜天》、《迷雾》、《V eda》等在各种国际电影节屡屡获奖；他写的小说也畅销各国，这次在中国出版的《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曾让他2009年获得土耳其文学中有最高声誉的Orhan Kem al文学奖。
在《伊斯坦布尔的幸福》里，有一位逃离家庭和世俗生活、寻求精神意义的教授伊凡的形象，很多人以为这个人物身上有李凡纳利的影子。不过李凡纳利笑着说，他的婚姻生活比伊凡幸福得多。他和妻子青梅竹马，从18岁相爱至今，堪称典范。
“我的妻子非常不喜欢我作为政治家，我也不是专业的政治家。”李凡纳利曾出任土耳其国会议员。这次他来北京，土耳其文化部长和土耳其大使都出席活动为他捧场。但他却不乐意别人称他为政治家：“政治家和艺术家之间有重要的区别，艺术家会把内心很深处的感觉拿出来给别人看，但是政治家不会，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心里。”
但李凡纳利与政治的关系早从他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他是1968年欧洲左派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1971年的一场政变中，他被投进军事监狱，并流亡国外八年，于1984年回到土耳其。当南都记者问起他现在的政治信仰时，李凡纳利毫不犹豫：“左派，从前是，现在也是，我始终相信自由、平等、人权与和平。”
1999年，已经成为国民偶像的李凡纳利在当年关押他的安卡那的军事监狱旧址，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音乐会，50万土耳其人参与。
李凡纳利从少年时代就对中国充满了向往。他深受土耳其著名左派作家、共产党员纳齐姆·希克梅特N azim H ikm et的诗歌影响，很年轻时就了解很多关于中国政治的问题，知道孙中山、毛泽东和长征。
1993年，李凡纳利第一次来到中国，目睹了这个“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但是历史悠久、非常庞大的文明”。回国后，他在土耳其的报纸发表了很长的专栏文章，介绍北京，介绍西安的兵马俑，记述他在中国的种种见闻与感受。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是李凡纳利被引进中国的第一部小说，集中展现了当代土耳其的社会现实和矛盾。该书自2002年出版以来，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再版53次。根据小说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荣获有“土耳其奥斯卡”之称的安塔利亚金橙电影节九项大奖，李凡纳利担任该片的编剧与作曲。
《纽约时报》称这部小说“是展现当代土耳其的一幅动人画卷”。小说中，一个来自东部乡下的15岁土耳其少女玛丽，被身为族长的大伯强暴后，痛苦地发现全家人一直在等待她用一根绳子自决。这就是至今在一些土耳其乡村仍然存在的“荣誉谋杀”。她的表哥，一位退役军人则接受这个谋杀她的任务。李凡纳利安排这位少女走出乡村，来到海边，在教授伊凡的引导下，逐渐走向自我解放的道路。
李凡纳利曾经在土耳其写专栏，发表演讲，抨击这种至今存在的“荣誉谋杀”的陋习。6月16日，电影《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在北京的798艺术区放映。李凡纳利在回答一个观众的问题时说，土耳其夹在山与海之间，如同土耳其人身处传统与现代。“我就是想让这本书从陆地开始，以大海结束；从没有希望的生活开始，到有希望的生活结束；从更加传统、更加封建的思想开始，到一个更加开放、现代的思想结束。”
夹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挣扎于传统和现代的土耳其社会，在李凡纳利的笔下，与中国有种种惊人的一致：贫富差距、信仰缺失，繁华都市边缘的打工者，每个人都对生活不满，试图逃离。作家余世存称，这与中国社会现状“何其相似乃尔”。
流亡让我学会从不同角度思考
南方都市报：你在书里写到的“荣誉谋杀”，现在仍然存在吗？
李凡纳利：是的，这是一种在土耳其东南部较落后乡村普遍存在的现象，那是土耳其受教育程度最低、同时也是最封建的地方，另外“荣誉谋杀”在一些阿拉伯国家里面也有。我的小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南都：我感兴趣的是书中写到女生们上街抗议，要求在校园能够包头巾，这是土耳其目前真实的情况吗？
李凡纳利：是的。这是土耳其现实存在的一个矛盾。土耳其是政教分离的，宪法规定女学生不可以包头巾进学校。但是一些党派希望通过宗教达到政权要求，因此鼓励更多的年轻女生把自己的头包裹住，从而造成一种冲突和矛盾。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她为了能包头巾进学校而进行抗争的话，我觉得更多可能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可能是父亲、哥哥、长辈的要求，因为她们这个年龄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她们应该更开放。
南都：你在20世纪70年代时曾参加政治运动并流亡，这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凡纳利：流亡生活对我有很大影响，最重要的就是让我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当时我与妻子到了瑞典、法国和德国等。这些经历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懂得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通过了解不同人的思想，让自己的头脑更开放，更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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