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大陆新感觉】
白先勇是台湾著名作家，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之子。著有小说《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等，盛名遍及海内外。近年来更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投入了巨大心力。《情与美——白先勇传》(刘俊著，花城出版社出版)详述了白先勇的生活及创作心路历程。十七年苦心写《孽子》
1971年4月小说集《台北人》由晨钟出版社出版后，直到1977年7月，白先勇有近六年的时间没再发表小说。在白先勇没有发表小说的这六年间，正是台湾在国际社会面临种种困境、岛内也发生各种新变之时。
身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人物，白先勇既没有直接参与有关“现代诗”(现代主义文学)的论争，也暂时停止了发表短篇小说，而是一方面密切关注台湾文坛的各种动向，另一方面，则集中时间和精力，潜心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孽子》。
《孽子》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长篇小说。对于白先勇来说，虽然《孽子》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同性恋题材在白先勇的笔下却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他大学时代的早期创作中，同性恋题材就已经或隐或显地一再出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白先勇在接受谢家孝访谈时，曾坦言创作《孽子》是他多年来的一个梦想，“远在他念台大民国四十九年创刊《现代文学》第一期发表《月梦》短篇小说时，他就决定要写男同性恋的长篇小说”。然而，《孽子》一直要到1977年才问世，与当初的“决定”已相隔十七年，一部长篇从有此“创意”到最终成品要历经十七年，其问的艰辛，不难想见。《孽子》之所以这么“难产”，除了创作长篇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白先勇必须在创作能力上具备条件之外，同性恋题材本身的敏感性，也是白先勇要反复斟酌思考的重要原因:创作这类题材的小说，社会的容忍度和接受度，以及读者的承受力和理解力，是他必须仔细权衡的问题。
假定白先勇是在完成了《台北人》的创作之后开始写《孽子》，那么为了《孽子》这部长篇小说，白先勇不但“准备”了十一年，光是写就花了六年功夫——这在白先勇的所有创作中，都是费时最久的一部作品。创作这样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作品，其本身的艰难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写作《孽子》对于白先勇来说，是一个既必须完成，又必须要慎重地用心完成的心愿，写作这部作品，对白先勇来说意义非凡，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者。
创作《孽子》，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他以写作的方式，来化解自己内心深处沉重而又难解的心结——大概只有在完整地表达出同性恋者的生存处境，并对同性恋者“人”的一面进行了充分的展示之后，身为同性恋者的白先勇，其内心的郁结才能得以化解。
白先勇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性向与大多数人不同是在中学的时候，同性恋者这一身份的发现和确认，无疑会在白先勇的内心深处引起强烈的震撼，虽然多少年后他自称“我一向不认为这个事情是种羞耻”，“一向不认为。而且在我来讲，可能我比较奇怪一点，我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还觉得是一种骄傲，有不随俗，跟别人的命运不一样的感觉”。但在当时，作为一个青涩的中学生，白先勇的同性恋倾向，想必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孽子》在台湾一露面，立刻引起文坛轰动。在当时尚属保守的台湾社会以及戒严体制下，《孽子》这样的小说无疑是个“另类”、“怪书”。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几年里，台湾的各大媒体、文学刊物，关于《孽子》的评论不绝如缕。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同性恋在台湾不再是禁忌反而成为作家竞相书写的主题，于是《孽子》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两报争发《蓦然回首》
1976年12月，白先勇将自己的早期小说结集为《寂寞的十七岁》，交由远景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小说集的后面，白先勇附了一篇《蓦然回首——〈寂寞的十七岁〉后记》，“这篇文章写得真是好，尤具传记文学的价值”。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接到白先勇从美国寄过来的稿子之后，看到这篇《后记》，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于是自作主张，将它提供给了《联合报》的副刊，希望能先在报纸上发表，让更多的读者先睹为快，同时也可为远景即将出版的《寂寞的十七岁》起到宣传的作用。
谁知白先勇写好此文，是要投寄给《中国时报》的，他寄给远景出版社作为《寂寞的十七岁》后记的是一个副本。因此，当《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高信疆遇见沈登恩，偶尔提及白先勇有篇散文《蓦然回首》将在“人间”副刊发表时，沈登恩大吃一惊，赶快给《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打电话，告以原委，希望《联合报》撤稿，岂料《联合报》已经发排，沈登恩打听到《联合报》要在12月27日刊登的消息之后，告诉了《中国时报》。《中国时报》原来准备将这篇文章作为1977年1月的重头戏，现在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决定改变计划，将白先勇的全文分上、下两篇，在12月26日和27日，分两次刊出。
令《中国时报》没有料到的是，《联合报》也提前一天在12月26日发表了白先勇的这篇文章，而且是全文发表——这样就比《中国时报》“快”了半步。《联合报》在文章的最后还加了一个“编者按”:“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岁》将由远景出版社发行再版本，本文将收入再版本内，由远景提供‘联副’发表。”而《中国时报》在全文刊完之后，也有一个“敬告读者”的小启:“关于本刊二十六七两日发表之白先勇先生《蓦然回首》一文，经与白先生联络，据白先生郑重声明如下:该文系由白先生亲自投寄本报发表者，其另一副本则寄交某出版社发排，惟于寄出时忘记向出版社提及此事，致该出版社径自寄交另一副刊，殊非作者本意，特说明事实如上。”
《蓦然回首》在台湾两大报的副刊同时刊出，应当说既是误会，也是佳话，两大报竞争的激烈由此可见，白先勇散文的巨大魅力也从中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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