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海燕也对“性掠夺”的说法不以为然，不过她提到，在中国的婚姻市场上的确存在一种现象：“25岁的男性往往愿意与25岁的女性交往，35岁的男性却不愿意与35岁的女性交往，还是要找25岁的年轻女孩。大部分来征婚的成熟、成功男性，在年轻时都受到过情感挫折，当年他们追求年轻女孩被拒绝，等到事业成功后，好像在圆年轻时代的梦。”25岁左右、漂亮、白，是富豪征婚时一致的要求，“他们也提出了学历等等其他条件，但是往往会附上一点：如果特别漂亮，可以适当放宽”。世纪佳缘曾尝试为大龄优秀的成功女性提供线下红娘服务，这些女性愿意支付两到三万元的费用，请世纪佳缘代为联络符合她们求偶预期的男士，但当红娘们带着她们的资料，推荐给那些男性精英时，男人们的反应是：你们为什么要介绍给我这样的人？那些在网上给我写信的年轻女孩，要漂亮得多！”
如此看来，《蜗居》里宋思明与郭海藻的搭配，抛开贪官与二奶的因素，恰好符合了婚姻市场上男女两性对于理想伴侣的主流预期。
白领还是蚁族？
以往在电视剧中出现的“重点大学毕业生”形象，往往是意气风发、职场得意的Winner，光鲜亮丽的白领，比如《我的青春谁做主》里的赵青楚、高齐，而《蜗居》里对海萍夫妇生活的表现却是经济困窘、前途茫然、所学专业在现实中无法对口、为寻找立锥之地不得不削尖脑袋。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青年教师廉思对《蜗居》现象颇有感慨，在他看来，《蜗居》呈现的才是现在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真实的生存状态。“《奋斗》里那些刚毕业就开上奥迪或奥拓、整天打台球泡吧的年轻人究竟在奋斗什么？难怪很多人看完后得出的结论是：奋斗十年还不如有个好爸爸。”
廉思及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市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多个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进行了调研，提出了“蚁族”的概念，比喻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月收入平均为1956元，面对北京高昂的房租，只能选择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聚居村，有时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同时居住四个男人和一对情侣。某种程度上，《蜗居》里的海萍像是一个蚁族的代言：“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发现有10%的蚁族毕业于211重点大学，有调研员在聚居村遇到自己北大、人大毕业的师兄，这种冲击是非常大的。以前做社会调查，面对的是农民工、性工作者这样的弱势群体，调研的同学不大有切身感受，但与蚁族的接触，使很多人开始忧虑自己毕业后的生活。”
廉思告诉记者，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大部分来自农村、县城，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他们勤奋苦读考上大学，背负着家庭很高的期望，但是目睹同学中的“富二代”、“官二代”毕业后轻易获得好职位，买房买车，自己却从村到村(农村到聚居村)，求职艰难，“他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感受是跟其他群体不一样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则说：“社会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人实际得到的远低于其期待得到的时候，这个人就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大学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降低，使大学生这个群体普遍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与绝对剥夺感一样，也会使人产生挫折与愤怒。在一定的环境暗示下，有些人会把这种挫折、愤怒转变成侵犯，直接冲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廉思还表达了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困惑：“蚁族们有梦想，他们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打拼，只是这些梦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五年内有房有车。有人批评说这一代青年太物质，可是这样的价值观却是现实真真切切教给他们的。教育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青年》曾刊登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一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全国性讨论。廉思惊讶地发现，在他与蚁族的接触里，这些出生于1980年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青年人，很多也不约而同发出了相似的感慨：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也许正是这样对自我奋斗意义的焦灼和怀疑，使网民们质疑《蜗居》的结局：宋思明和郭海藻这样走捷径、抄近道的人，真的注定自食恶果吗？
活在当下的抉择
滕华涛对《蜗居》引起的争议丝毫不感到意外：“我们之所以想写一个这样的戏，其实就是针对现今社会里宋思明、郭海藻还是挺多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作品让大家有所思考，充分讨论。也许现在还有人坚持站在宋思明和郭海藻这边，但是至少希望他们过了嘴瘾之后，有一个反思，你是否真的可以这样不计后果去做一件事。在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你不能忽略一些价值观、伦理道德的问题。大家不能因为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完全置道德、法律、所有这些东西不顾，而只为享受短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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