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单位里来了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听说我是从西双版纳回城的知青，沈宏菲问我：“那里的风景很漂亮吧？”我说：“远看青山绿水，近看牛屎成堆……”于是我又开讲了。等听我讲完以后，他们往往感慨地说：“经历也是文化呀！”这样我和这帮比我小十来岁的年轻记者们一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下，共同见证了这大时代的千姿百态。当我1988年7月在广州中山图书馆举办自己第一个影展时，沈宏菲帮我起的题目就叫做《中国：开放百态》。
1988年底，我奉调到香港《中国旅游》画报任记者、编辑，六年里，走南闯北踏遍祖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在采访和组稿中，结识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旅途中，大家经常海阔天空地吹牛，以增广见闻，交流信息。
1994年底，我又调回广州工作。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广州的媒体是全国最早市场化的，行内的竞争日益激烈。于是，各家报纸、杂志竞相招募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才子、才女”。我和这些同行小朋友们在工作之余，经常爱在酒足饭饱之后侃大山。记得美国小说《廊桥遗梦》流行的时候，小朋友们总是追问我走南闯北时的风流逸事，还夸我身材苗条、身手矫健，样子“酷呆了”。于是我借着酒劲儿，清一清嗓子，站起身，亮个相，然后开吹：“哥哥不是吹牛皮，想当年，在西双版纳我曾经和杨丽萍同台跳过舞；演出完了之后，我们吃夜宵的时候，陈凯歌是来蹭饭的……后来，在2002年平遥摄影节，我的影展虽然只得了个铜牌奖，但是，我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给我颁奖的嘉宾除了外国专家，还有巩——俐！”
小时候，我本是笨嘴拙舌的漂亮男孩，到如今已是整整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不太会说话的小男孩，如今却常常在酒桌上带着满脸沧桑向同行小朋友吹牛皮、侃大山。过后，我自己又有些自惭，是不是“吹”过头了，就像在西双版纳时，四川女知青“小歪”常说的话：“你的面皮像城墙倒拐啷个厚！”不过，我自认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尤其是在我18岁快入团的时候，学校团委书记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不老实，你没有交代你父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此后，我更加不敢说半句假话了。其实，我也不仅是吹我自己的传奇经历，也吹我的前半生中遇到的那么多好人、好朋友和好师长。
1999年，《广东画报》改版为《城市画报》，副总编沈颢邀我去做兼职图片编辑。那时候他还不到30岁，已是中国报业知名的记者和编辑了。我们在工作之余聊起了我正在把20年记者生涯的经历和摄影作品编成一本书，他问我：“书名叫什么？”，我说：“叫《中国：开放百态》。”他说：“这个名字太老土了，你应该叫《邓□□□□时代》。”于是，我把我的书名定为了《生活在邓□□□□时代》。因为我认为：战争时代是英雄的时代，而这年头，无论城头如何变幻，升斗小民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
2001年，在fotoe图片库的老总吴少秋和区进的帮助下，我的这本图文书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了，它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发行出售，还摆上了北京地铁里的书摊。
哥哥不是吹牛皮：时光荏苒，在这花甲之年回头看看，我已见证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近30年来的中国民间的摄影大事儿。2003年我和胡武功、王璜生为广东美术馆策展了《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摄影展。3个月以后，北京的“中央两会”上，党中央把“以人为本”定为了执政的理念。我们似乎又“先知先觉”了一把。38年前，在西双版纳的茅草房里，我的同学赖万京曾心灰意冷地说：“以后，咱再也不要先知先觉了！”到如今，我仍然觉得**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还是有道理的：我们影展的250位作者，大部分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不知不觉中我的话题越来越多了。现在，我就不只是在吹西双版纳了，天南海北，世事风波，人生百态，什么都有。经常有小朋友听了以后劝我写出来。如今，在曾听我吹牛最多的同行小朋友颜长江的推荐下，我得到广州市文联的支持，终于有机会在年轻作家方玉敏的帮助下开始动笔了。我写文章非常慢，学打字又很辛苦。只是因为对我的命运，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心存感激，才坚持写完这本书。我的书稿在几经修改之后，正当要交稿的时候，我40年没见面的从小在同院玩大的老朋友，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吴剑平出现了，他从大学教授的岗位上退休以后主动帮我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由于在上一套书中，已经把我从事摄影记者后工作中的见闻大部分都写过了，所以在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主要写那些不曾被主流媒体所关注的民间摄影的故事和我的同行朋友们，以及我们的摄影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仅供同行小朋友们参考。
在写书的过程中，一幕幕的往事和一张张的面孔又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我把他们的真名实姓写在书中，一是证明我所言不虚，哥哥真的不是吹牛皮，有真人作证；二是这二十多年来，我的这些朋友和我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生活史和中国的摄影重新走进民间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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