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鸣亚的作品中，无处不反映着时代的特征。他谱写的《歌唱胜利年》、《特等功臣蒋秀琴》、《解放大军过长江》、《大练兵》一系列作品，节奏鲜明，刚劲有力。鸣亚先生秉笔伏案、努力创作，在经历早期青涩稚嫩后，他的作品逐渐成熟起来。
1949年3月，鸣亚先生调到华东支前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时，被派到华支（华东支前委员会的简称）警卫连当兼职文化教员。当时，他教警卫连的战士唱了一首取材于《东北画报》的自创歌曲《歌颂毛泽东》。后来华支警卫连随华支司令部到了上海，驻南京路。就是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南京路上好八连。鸣亚先生的歌曲也被带到上海，登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唱》刊物上。当鸣亚先生收到从上海寄来的稿费时，这才想起一定是“好八连”为他投的稿，这件事令他特别的感动。
“毛泽东像太阳，比太阳更辉煌，照耀着高山大海，照耀着大小城镇和村庄……”
鸣亚先生兴致勃勃地哼唱起这首令他骄傲自豪的颂歌，笔者则仿佛听到“好八连”的战士们满怀激情的演唱。真是一首好歌，一曲动人的旋律，走到哪里，都叫人铭心难忘。
1949年8月，华东支前委员会整体转业，以华支政治部为基础组成的西南服务团到了重庆。鸣亚先生被分配到重庆市文工团任音乐大队队长。从此，他又为重庆这块土地的建设不遗余力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鸣亚真正获得丰硕成果的年月，还是新中国诞生以后，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时期。在那火热的年月里，鸣亚同全国人民一样，努力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而忘我工作。在国家最需要人力物力的时刻，鸣亚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发挥了他那日趋成熟的歌曲创作才能，为鼓舞人民，为激发建设者们奋发图强的精神，为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谱写出了更多的为群众喜爱的歌曲。这些歌曲在全国、省、市各级电台、报刊、杂志、机关、大众场合等处发表、教唱。鸣亚成为新时代最为活跃的音乐家之一。
当新中国宣告成立，天安门广场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1949年12月，他在《苏北日报》上发表了他专为歌颂新中国的诞生而创作的歌曲《铁打的英雄》(柯仲平词)。1950年，在重庆音协执委会编辑的《星期歌选》上，鸣亚发表了作词作曲的歌曲《生产忙》等。这些歌曲展现了建国初期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对新时代劳动人民的热爱、对党的感恩、对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讴歌。
鸣亚先生不仅努力颂扬美好的国家，赞美人民美好的生活，而且，他爱憎分明，对待邪恶恨之入骨。当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漫延到中国边境的时候，鸣亚愤怒的心情早已难以控制。他想起旧中国，美军士兵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种种罪行，例如上海“黄包车”车夫臧大咬子惨遭美军士兵杀害的惨景，北大女学生沈崇遭美军士兵蹂躏的仇恨；再看到侵略者在朝鲜、在中国边境狂轰滥炸的罪恶情景，心中的怒火再也无法控制。他要为正义呼号，为民族呐喊。愤怒之余，他挥笔疾书，年仅22岁的鸣亚一夜工夫连词带曲创作出了《新仇旧恨一齐报》等七首合唱歌曲(总名为《反美大联唱》)，以倾泻胸中燃烧的怒火。鸣亚就是这种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作曲家。在这里，我看到至少两个事实：在音乐创作上他富于情感，他能很好地调动自己的情绪，并合理地将它倾注于创作的旋律之中。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创作技巧比较准确地为他的情感渲泻提供了载体。情感与形式的构同是他作品成功的重要标志。
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人们的生活要提高。然而，国家正处于一个努力摆脱贫困的初级阶段，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太多太多。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高低是推动社会发展快慢的关键。因此，提高民族文化的整体素质，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鸣亚看到了这一点。他为国家的进步着急，为民族文化素质能不能尽快提高担忧。鸣亚肩负着时代的使命，努力宣传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创作了歌曲《学文化》，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对民族的一份爱心。1956年，《学文化》这首歌曲在广播电台播放，在民众中教唱、流传。同年，该曲由北京《音乐出版社》编辑的《农民歌曲选集》向全国刊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建设热潮中，鸣亚不仅配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创作了大量的宣传性的歌曲，而且还创作了为群众所喜闻爱唱的抒情歌曲。歌曲《龙溪河上的姑娘》就是这样一首好作品。歌曲所表现的是一个为了加速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由北方松花江畔到南方重庆的年轻姑娘，胸怀远大理想，热爱劳动，热爱本职工作，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自己青春的真实故事。 1958年，上海《广播歌选》和四川广播电台发表、播放了这首歌曲。该曲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教唱。更值得一提的是该曲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广播歌曲评奖时，竞与全国著名的作曲家李焕之的《社会主义好》，金沙的《**来到咱村庄》、张锐的《凤凰岭上祝红军》等作品一起获了奖。这一时期鸣亚创作的歌曲《胡豆花开》通过优美的曲调表现了乡村建设发展的变化；歌曲《住新房》以小合唱的形式，欢快的节奏，表现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喜悦心情；歌曲《问姑娘》以轻柔优美的旋律，展现了新一代的农村姑娘为建设祖国的新农村，开山治水，将自己的婚姻大事置之度外，同时，曲调以坚定有力的节奏，乐观的情绪表达出年轻姑娘“封不好山不出嫁，治不好水不出庄。青山绿水当花轿，满山花果当嫁妆”的豪迈气概。此曲1959年由重庆市《群众文艺报》发表，在社会上颇有影响。 在过去的年月里，鸣亚创作了表现工人、农民、军队等许多歌曲。表现农村风貌的歌曲《坚决奔向合作化》，1956年在《重庆日报》上发表，《社员都是向阳花》1963年由《重庆日报》发表，《人家今年才十八》1963年由天津《群众歌声》发表，《我们有个好队长》1963年由《重庆日报》发表，同年又由《四川日报》转载，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教唱，《编顶草帽送亲人》，1964年由成都《群众艺术》编印成演唱资料发行，《**来过我们村》1964年由《重庆日报》发表，《贫下中农之歌》1964年在《四川音乐》发表，《沙枣花儿香》1981年在《四川音乐》上发表，《唱唱我们的耕读校》1965年由成都市艺术馆编印成演唱资料发行。在表现工业战线方面，他还创作了《钢铁颂》，1958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又创作了《生产大竞赛》、《成渝铁路开了工》、《工人阶级力量大》、《拉煤歌》等歌曲。
鸣亚先生抗日时期参军入伍，随部队南征北战，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祖国的建设立过战功。他对人民军队有着深厚的情感。他热爱自己的军队，从来不忘记歌唱自己的军队。鸣亚怀着这份特殊的真情，在他的音乐创作中，创作了不少表现“长城”的歌曲。如1962年在天津音协主编的《群众歌声》上发表的男声小合唱《一队战士过山来》，就是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人民子弟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辛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深受人民爱戴的情景。
在歌唱人民军队的歌曲中，他创作的《伟大的普通一兵》1963年由市艺术馆发表，《赞王杰、学英雄》1965年由市艺术馆发表，《战士啊，请你干一杯》1981年在北京《歌曲》上发表，《雷锋叔叔对我笑》、《军民并肩抢险忙》1981年在《重庆日报》上发表，他还创作了《歌唱可爱可靠的人》等表达军民关系的作品。
鸣亚在五十多年的音乐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多种形式、多种内容的歌曲。这些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的体验，是作者情感的结晶。笔者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作者对自己创作的每一首歌曲记之清楚，解释起来情感丰富。他的情感连同他的作品完全会把你带到那火红的年代，让你尽情地呼吸到伟大时代的气息，并感悟到艺术与时代共振的生命意义。
他创作的歌曲《中尼友谊之路》是作家引以自豪的作品之一。笔者对此曲作了“专门的拜读”，的确感悟到《中尼友谊之路》是一支艺术性与思想性交融的好作品。首先，从整个作品来看，作者为了赞美中、尼的友好发展关系，在音乐选材上，既保持了南亚次大陆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民间载歌载舞的音乐特色，同时又揉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音调。因此，让人感到既亲切又陌生，从而得到一种新奇的美好的音乐感受。
其实，鸣亚的成功之作远不只《中尼友谊之路》、《龙溪河上的姑娘》等作品。近年由重庆音乐家协会出版的歌曲专集《山城的灯》中，鸣亚创作的独唱歌曲《中南海的垂柳》就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借景抒情，以较准确的音乐语言从内心里表达了对人民共和国首都的敬仰赞美之情。作曲家在创作中采用了层层递进的曲调发展。一步一步地揭示出内心的激情，从而形成了一首表达崇高、美好意境的赞歌。
鸣亚先生在他从事的音乐工作中创作了大量的歌曲作品，据粗略统计仅公开发表的、教唱的、得奖的歌曲就有40多首，是一位成绩卓著的音乐家。他在艺校、文化宫、群众艺术馆工作期间，除搞创作外，还是一位很好的音乐教育家。他作为专职的音乐教师，为重庆培养业余音乐骨干耗费了不少心血，倾注了全部的热心。鸣亚在歌曲创作教学中，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基本原则和因人施教的教学方法。他先后在重庆市文化宫、重庆市艺术馆举办了五期“业余作曲班”，每期30余人，参加学习的大都是重钢、建设、特钢、嘉陵、望江等各大厂矿企业的文艺骨干。也有区县文化馆的音乐干部，在这些学生中，长安厂的黄来富、望江厂的龙怀君、轮渡公司的汤寿川、大渡口区文化馆的申仲维、綦江县文化馆的赵贡华、沙坪坝区文化馆的张海全等，都在后来的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等多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谈及他们的成就，鸣亚先生备感骄傲、欣慰。
饱含激情，记录川江天籁
在鸣亚先生取得创作辉煌成果的同时，身为群众艺术馆研究室的文艺工作者，还潜心挖掘、整理民间的音乐作品。在一次“重庆市群众文艺汇演”上，市轮渡公司陈邦贵第一次领唱了《川江号子》联曲。随着演唱开始那一声 “开船啰！”的呐喊，一向对民间文艺有着特殊敏感的鸣亚先生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接下来在陈邦贵及众船工们“嘿哟、嘿哟”的喊唱中，鸣亚彻底震憾了。他惊叹于“川江号子”表现出的那种穿峡透壁的力量，惊叹于这个来自船工真实劳作的表现形式。他按奈不住想捕捉那雷霆万钧风浪中最强劲音符的冲动。他开始关注《川江号子》。而这个节目也不负众望地经过层层筛选，从市里唱到了省里，从省里唱到了北京。
由于研究室的其他工作繁多，鸣亚先生对《川江号子》的情感只好暂时埋藏在心里。第二年“汇演”时，《川江号子》再度申报，又获得更高的殊荣。重庆市文化局给予了高度地重视，责令群众艺术馆尽快完成整理记谱工作。鸣亚得知消息，欣喜若狂，当仁不让地承担下这项艰巨的任务。
然而，仅有满腔的热情是不够的。一个山东人要想把具有浓郁重庆方言特色的“川江号子”所体现的情绪准确地记录表达出来，显然有一定的难度。无法把握那个韵味儿，更别说记谱了。而鸣亚也有个习惯，那就是记谱前自己得先要唱会，面对横亘面前的这座大山，鸣亚犹豫不决。是进取还是舍弃，《川江号子》这朵独特的水系音乐奇葩，宛如一个偌大的磁场，将鸣亚牢牢地吸引着。鸣亚最终决定象婴儿呀呀学语一般，跟着一台老式钢丝录音机一字一句地学。终于以地道的重庆话将整个联曲唱了出来。
钢丝录音机电源不太稳定，有时候正在录音时，突然电压降了，录下来的声音就变了调，很让人头疼。加之《川江号子》是川江上船工们抢滩夺浪的劳动号子，随意性非常大。人与人唱的不同，同一人不同时候唱的也不同。鸣亚在录音时很快就发现，在那个自然灾害的饥荒年代，船工们心情、情绪也忽好忽坏、忽高忽低。面对这种情况，鸣亚只好恳请船工们唱着，一遍遍地录，并选出较为满意的一次，征求船工们的意见，作为记谱的原始依据。
四川省水码头要数重庆， 两条江环绕着壮丽山城。扬子江水急流掀天浪滚，
嘉陵江航道弯暗礁如林，再困难怎能把英雄挡定， 船工们献妙计壮志凌云。
…… 鸣亚就象斗天险、搏恶浪的船工一样，克服了《川江号子》时而听来像唱，时而听来像说；时而有旋律，时而又无；音调时而强到三个“f”的最强音，时而弱至三个“p”的音响位置的种种困难。利用钢琴和节拍机将整套联曲包括“莫约号子、二六橹号子、招架号子”等各种调式共10余个号子的曲谱完整、规范而准确地记录了下来。
曲谱刊登在《四川民间歌曲选》（汉族部分）。人们通过《川江号子》听到了劳动人民的歌声，感悟到劳动的美、生活的美。一石激起千层浪，《川江号子》谱曲成功，更掀起了文艺界对民间号子的挖掘热潮。文艺工作者争相收集整理诸如“船工号子、石工号子、抬工号子”等各种劳动号子。而鸣亚先生所谱的《川江号子》中所运用的各种手法也几乎成了以后谱写劳动号子的标准和依据。
如今，离休多年的鸣亚先生，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刻苦钻研精神，竟然拿出当年学习作曲的劲头，让人意想不到的在78岁高龄时学会了使用电脑。他不仅运用电脑处理简单的文字和图片，还通过上英特网关心着重庆乃至中国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当他看到《川江号子》荣登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时，思绪万千。整理、记录《川江号子》的那段艰辛和困苦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当他了解到负责该项目的责任单位重庆市艺术研究所正好缺少当年他记录的那套曲谱资料时，他更是充分体谅到课题组经费拮据的实际，爽快地将自己保存了48年的珍贵资料贡献出来。最近，他正在整理过去发表过的歌曲作品，集成《战士&傄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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