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一生

维泽特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14子，为乌拉那喇氏阿巴亥所生。种种迹象表明，在努尔哈赤晚年纷繁复杂的储位之争中，皇太极与原居侧福晋之位的阿巴亥，曾联手诬告大福晋富察氏与太子代善私通等罪，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皇太极争位的主要对手代善被废太子之位，另一个对手莽古尔泰遭到了惨重打击；大福晋富察氏被努尔哈赤休弃，阿巴亥晋升为努尔哈赤的第三个大福晋，其子多尔衮三兄弟地位急遽上升，分别以14岁、8岁、6岁幼龄跻身八和硕额真之列。
努尔哈赤病故时，多尔衮兄弟已辖正黄、镶黄二旗和十五牛录，实力超过了三大贝勒，成为皇太极、代善之外惟一可能问鼎的力量。甚至有说遗诏虽列多人候选，努尔哈赤临终口谕则是传位多尔衮，暂由代善辅政。然在关键时刻，代善突然戏剧性地宣布：立皇太极为汗（事后得知，代善是被他的两个儿子岳托、萨哈连说服，接受了皇太极的交换条件）。尘埃落定，皇太极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率诸贝勒赶赴阿巴亥所居之处逼她自尽殉葬。阿巴亥身为后金国母，权倾朝野，且年富力强、精明机敏、胸怀大志，知晓皇太极、努尔哈赤乃至后金军国的核心隐密，有她在，多尔衮的发展不堪设想。她只有死。
年幼的多尔衮既失父又丧母，且降居为受管辖、支配的一般贝勒行列。年长20岁的皇太极则恪守对阿巴亥“恩养”多尔衮兄弟的保证。他扶多尔衮作了镶白旗旗主，将两白旗纳入自己的保护和控制之下。而后，皇太极以兄长国君的身份，对多尔衮百般拉拢提携，使多尔衮24岁时被封为和硕睿亲王，26岁时授命大将军，统兵攻明，成长为大智大勇、军功卓绝的青年统帅。
多尔衮与“太后下嫁”之谜
1643年秋，皇太极病逝。新的皇位之争发生在两黄、正蓝三旗支持的皇太极长子豪格和两白旗及多数诸王贝勒支持的皇太极十四弟多尔衮之间。然关键时刻，多尔衮突然戏剧性地宣布：立先帝九子福临为帝，由他本人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共管八旗事务”。这一决定使两黄旗大臣无话可说。他们打的是拥立皇子的旗号。豪格自行退出，且为无封号的继妃乌拉那喇氏所生。福临生母却是皇太极称帝后所封五宫后妃之一的永福宫庄妃。庄妃上位虽有麟趾宫贵妃和她的儿子博木博果尔，但麟趾宫贵妃原为被俘获的蒙古林丹汗之妻，博木博果尔更幼，年方两岁。即摄政王的安排也无可非议——多尔衮放弃争位应得补偿；济尔哈朗虽中立，却支持过豪格。两白旗及多尔衮的支持者也能接受———他们的力量难以压倒对方，拥立年幼皇子，可以摄政做不是皇帝的皇帝。满族新建帝基一旦崩溃的危机竟以福临的即位轻轻化解了。福临是只有6岁的小皇帝，摄政王多尔衮、皇太后孝庄遂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特别是二人关系引起诸多遐想和猜测，生发出无数版本的传闻和野史。其共同话题，是成为清初四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
太后（即孝庄）有无下嫁多尔衮，正史并无记载，史家也各执所见。“下嫁说”的主要依据有三点：一是入关后多尔衮以摄政王一直进加至“皇父”摄政王，试策、本章、旨意都改称其为“皇父”。二是清初张煌言“建夷宫词”中有“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之句。三是孝庄死后没有?葬皇太极，而是葬在远离盛京（沈阳）昭陵千里之遥的东陵“风水墙”之外。
多尔衮与清初的“重剿轻抚”弊政
多尔衮于顺治七年赴边外围猎时病死途中。14岁的顺治帝亲政不久便以“阴谋篡逆”的罪名籍没了他的家产人口，悉行追夺所得封典，将其党羽凌迟处死，将其罪状昭示中外。据载：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
从清初政局看，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在击溃李自成数十万农民军的同时，以安置满族“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留容逃人做工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多尔衮又以“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的命令拉开征服天下的序幕。“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上示众。江阴、昆山因之被屠城，嘉定因之被三次屠城。汉族人民激烈反抗，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
从清初宫廷看，君权旁落于代表满文化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的多尔衮之手，孝庄为了维护儿子的皇位下嫁多尔衮；多尔衮且行“皇父”之权，主宰顺治婚姻，为他迎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皇后并阻碍他对汉文化的学习；多尔衮本人因袭被汉族士人耻笑的满族旧俗——不仅在同太后关系上不检点，且幽禁豪格后公然册立其妻为妃。而顺治已在皇帝之位。这皇帝是汉文化意义上的皇帝。顺治不能容忍这一切，要求实现和证实自己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这是他与多尔衮水火不容的根本所在。
多尔衮率领他的民族驰入崭新世界，为多民族的冲融发展作出了贡献。而在清初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圈地”、“投充”、“逃人法”、“剃法令”等弊政，则反映了多尔衮的历史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