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学派的文化视觉再谈深圳母土性

维泽特

“用哲学的语言说，在现代性征途上我们正和后现代性状况蓦然相遇。用文化心理学的术语说，在我们追求身份确认的同时，我们正和人格多种分裂和身份流动化状态相遇”。（钱超英）。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宏海最先从深圳提出“打工文学”的概念，作为在异乡漂泊的打工一族常常会出现一种精神错觉，无论你怎样努力，也无论从表面上看你多么成功，你最终还是一个无根漂浮的游客，于是你一路反思自己突然发现：我们获得不少，我们也失去不少。在异乡久居之后，才渐渐意识到原来从离开故乡的第一步开始，想要到达的精神彼岸实在太遥远太不可思议。只是因为我们本身的地位及与生俱来的政治身份，就决定了我们始终只能是一种远离于中心之外的边缘群体。在更多的打工文学作品中，种种发自内心的呼声，“那就是直面现实，反映底层。透露着未被污染的淳朴和诚实，写出了底层生活的本真，但他们的超越之处在于，他们的写作已经有了比较自觉的底层意识，有了他们这个阶层的文化自觉，笔触深入到了对社会转型期感同身受的生存困惑，道德困扰，文化冲突，人性无度，甚至人类永恒的精神归宿等终极问题的追问”。（杨宏海）。例如王十月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中篇小说《白斑马》（后被《小说月报》转载于今年10期）。南方是如此残酷，却又如此让你迷恋。你望着那一方方在黑暗中闪过的窗口，窗口里有过客也有归人。那一刻，你突然发现，你沉迷在白斑马问题中已经太久……你感受到了来自时光深处的焦虑与不安……


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的打工作家或打工诗人所反映的文学审美，在开阔自由上不限于一城一地，他们一般是从打工文学的题材上把个性与群体，利益与良知，以及传统人格和乡土意识等更多崭新的文化底蕴，凸显出越来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深圳现象。他们将从一个地域性概念中挣脱出深圳才拥有坚忍不拔的这种精神，对挫折与痛苦的深刻感悟。“你现在只想好好活着，活在今天……写完了他们的故事，你也走出了迷雾。因为每一个闯深圳的人都是一部传奇”。（王十月《白斑马》）


深圳这座新移民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流散，是把打工族文化身份难以定位的历史性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打工文学的概念直接演绎出一种文化观念的特殊情感。在这里它所决定自己的文化语言可以为身分危机的精神困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打工文学的文化视觉，以及精神困扰都包含在自身认识的单一化层面上，它是在一种象征意义的移民文化中，更多的是把打工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单调与乏味上升为命运悬置的失根状态。既我们背离了原来的故土，同时又成为自已定居异乡的新型移民。虽然我们努力地尝试着由边缘向中心区域靠拢的可能性，但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使得我们一直在现实边缘的矛盾中打转。又如《宝安日报》刊出《“明星劳务工”祝日升被炒，引发祝日升现象成热议》。通过海龙公司把工作近10年的祝日升突然辞退，引发一个归属感与责任感的问题。这个归属感在短期实用主义驱动下的巨大偏移，一度以点拨人心指点时代而获得的政府关怀，也以戏剧性的使命意识凸显出一个文化人的生活失败。也只有像祝日升这样在深圳的浮躁世俗中失败得干干净净时，才会对生活作出无情审视的声讨：——16年的心血与汗水。16年的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就这样被海龙公司不明不白地炒掉。以人类的良知对弱者寄予的同情，只有那些超越于感怀身世遭际的人，才有可能对现实生活的残酷作出客观的承认。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在直接经历的打工错置，他们文化精神上的矛盾与酸楚，其实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冲突中，就已经形成了农民工群体充满倒置交错的文化现象，它常常在新移民文化的视觉中，已成为农民痛彻心扉的普遍共识与心灵折射的不争实事。


也许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一个无比巨大的历史进程所带来精神危机的严峻挑战，历史和人性的冲撞异化，无论是国际国内比之打工文学自身的沉重使命，已经证明当下新一代农民工对移民文化的死死纠缠，以及他们自身付出的沉重代价，固然没有理由自暴自弃，也没有勇气返回或复原自身的身份界定。然而，当他们渐渐疏远了故乡，远离了农耕生活之后，陷入到无可自拔的流水线车间或是阴暗的角落作按摩服务时，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庞大群体的打工族，是被迫把自己移植到城市边缘的尴尬境地。他们只能注定自己命运的无奈挣扎和社会身份的严重缺失，以及性生活的长期压抑和文化表达上的失语。这些中国当下特殊的文化现象，至少在文化离散的大背景下再显了打工人的血泪史，或者因他们的血泪辛酸本来就受着太多的种种限制。例如一些工厂中午吃饭只能是30分钟。上班时间去卫生间必须拿离岗证。加班赶货时一律不准请事假等等人为限制。毫不奇怪，他们注定就是在这样苛刻尖薄的约束中，与其说是对命运调整的摆布，还不如说是他们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向支配自己命运打工生活的一种无奈选择。他们注定要以反复失业的形式与命运对抗，他们不清楚自己的“下一站”在哪里？苦涩酸楚和永远流不完的泪水是打工族精神世界最鲜明亮丽的文化现象。


“长这么大，第一次在异地他乡过春节。除夕晚班下班后，已过了10点，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我和表姐手牵手行走在空空荡荡的大街上，街上几乎没有人了。也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热闹，怪不得没有人留深圳过年。这个节日仿佛与我们无关，我们只能在一个个透出亮光的窗口感受别人过大年的欢快之情。一阵阵凄凉涌上心头，早知道这么凄凉，借钱也要回梅县过年，我一句不经意的话竟然惹表姐哭起来。表姐一哭，我也忍不住哭起来……”（安子长篇记实文学《都市寻梦》）


安子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妹成为深圳十大杰出青年，中国改革开放20年最具代表性的20个历史风云人物之一。安子用她的笔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在她的《都市寻梦》长篇巨制中，把深圳母土性文化的女性群体，用她的生花妙笔活灵活现描绘了轰动一时的小保姆袁杏花事件，深圳维纳斯之谜中的“欢腾维纳斯。”电视机厂的插件女工刘伟云。不怕炒鱿鱼的井岗山女工孙美英。特别是井岗山妹子孙美英钢铁般的团结和“战斗力”而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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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美英常说的一句话：打工需要的正确心态是“我要做”，而不是老板“要我做”。孙美英到龙岗一年后便被评为“龙岗区先进妇女干部”。“宝安区百位优秀外来青年”。她于1990年被团市委评为“宝安十大外来青年”，1992年又被深圳市总工会评为“深圳女临工十杰”。从1991年开始，龙岗区经济发展总公司把孙美英调到龙岗天富纸品厂当厂长。


胡经之在《文艺评论求创新》中写到：“深圳在成为特区之前，虽然只是一个两万多人口的边陲小镇，但早已受岭南文化传统的哺育，有着自己的文学艺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大量移民的涌入，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促使深圳的文化艺术进入新时代”。那么，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在这里我把它都叫作“深圳母土化”概念，是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的。它指涉的整体与部份之分，从广义上说，或者是指整体的打工文学而言，是指在深圳历史与现实中具有广义的农民工身份的打工群体，不论是全部或者少部份的打工群体，在渐渐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之后，也包括打工文学的母土性文化，例如河南方言、湖南方言、四川方言、潮洲方言等等。也就是说从广义上的打工文学，无论是从母土化创作的深圳开始，还是从新移民文化的声音开始，都应该在打工文学的基本概念上进行一种较为深入的文化渗透，上升为对自身现实身份的期望。正如深圳学者，青年诗人客人说：“对于打工作家或打工诗人来说，每一个自我的内心世界都与他所在的地方环境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它们本身彼此是存在着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所葆有的危机意识，这种潜在意识有助于形成每个作家诗人为自己所选择的身份认同，主要是如何调整新时期打工族自身自卑的心态。”借用客人的话说，把这种打工人的“自卑”怎样在新时代的经济大潮中，与一个叫深圳的新移民城市，在一夜之间也可能把打工文学底层的写作潜流，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良知和尊严。并把打工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某种文化现象的精神内核界定在现代人性与人文关怀的历史容量中，这与打工人的身份异化，生活失重更像一场冒险的精神赌注。它重要是含盖着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所提供开放而宽泛的文化资源，似欲造就一种揉合历史与现实之间所自然孕育的“深圳学派”。


如果再进一步分化“深圳学派”的文化分野，也可以把“打工文学”学派分解出以杨宏海为主的文化流派。2003年3月杨宏海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便不忘向全国评论界呼吁：希望大家一同关注打工群体的作品。作为广东省政协委员的杨宏海在向广东省政协提交的关于对打工群体进行的提案时，2005年8月得到省政府的答复，有关部门表示在适当时间举办广东“打工文学”评奖活动。2005年11月26日在杨宏海的精心策划中，他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打工文学论坛——打工文学创作实践与未来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2006年11月9日举办第二届打工文学学术论坛，来自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的文化学者、教授专家与深圳的打工作家打工诗人欢聚一堂，就打工文学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以及打工文学的创作现状与发展走向等话题展开学术对话。从而使打工文学的领头“杨”，把中国当代打工文学领域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领地。


“打工文学已经形成了不可低估的文学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画廊里，已经逐步形成打工人的艺术形象谱系，成为这个变迁的时代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陈建功在发言中表示对于当代生活中打工文学现象，其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不容低估——打工文学丰厚的历史内涵重要是含盖深圳开放而宽泛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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