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一把，如果做手术不给医生红包会怎么样

维泽特

再有本事的人也免不了求人办事。求人家帮忙，人家搭上了时间精力人情，送点礼表示一番感谢是很应该的。

可是，当你办的事，本身就在他的服务范围之内，有职业道德约束着，也许就不必给他送什么礼了，至少是事后可以送点礼表示感谢，而事前，不必见礼才办事。

然而，这简单的道理真的遇上了“实践”，便显得很苍白，很无力。不置身于其中，又怎能体会到这“红包”之中包裹着的苦辣酸咸？

最近的一次送礼，很让我感到沧桑无比。

舅舅住在农村，得了大病，不得不到广州来看。咨询了同学该挂那个专家的号后，为了少给同学增加麻烦，决定自己早起排队挂号，待挂不到号时再找同学加号。

好在，我挂到了号，也确诊是那种病，必须尽快做手术。要做手术就得住院，住院就得等床位。如果不找熟人，床位就得等很久。

舅舅终于住进了医院。这家全市、全国乃至在国际上都很有名望的大医院，在大门口挂着巨幅红底白字横幅：“请您爱护我们的医护人员，不要递送红包”。表妹疲惫的面容上露出了兴奋，我们的确很高兴，因为我们一直在考虑做手术要不要送红包。舅舅是没什么钱的，如果要送红包，必须靠我父母及我的姨妈们凑钱。

真的不用送红包？我不信。病房里的病人及家属们好心好意地告诉我们实情，除了明里该交的手术费外，暗地里没有不给医生送红包的，1万元不多，3000元最常见。

送红包很费脑筋，表弟表妹们是不懂的，不管你怎样提示，他们都装作不懂，因为他们手头没钱！伤脑筋的还是我。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眼光在抬高，要求也在增高。送红包中的钱币到底多少合适？递送出去的时间、地点又怎样才有利于对方？我一个人琢磨了半天。

琢磨出的结果是，那位中年主刀副主任医师和那位年轻的手术助手肯定不缺人民币，他们红包里的人民币多着呢。当医生的，大概都想出国进修什么的，攒个美元不嫌多。正好有同学从美国回来，跟她换了点美元，于是决定，主刀医生的红包全是美元，助手的红包中一半美元一半人民币（当时我又想到了一本小说名《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等着手术的舅舅已经很难受，有天他盯着我含混不清地说：“给美元……”，他的眼中，是对生的渴望。至今我还常常觉得这双眼睛在盯着我。

红包凑齐了，该怎样送出去？

我先去主刀医生的办公室坐了一两次，聊天，说我是哪个病人的家属，让他先对我有印象，然后我在下午下班时分，到了他放车的地下车库的电梯旁等着，只要主刀医生一露面，而且前后左右没别人注意，就迅速把装着一沓美元的红包塞给他，同时迅速强调一下病床号，免得贵人忘事，到时不知是谁进的贡。

这个红包我送的比较顺利。第二天查房时，发现主刀医生显示出对我们很熟悉的神情,过问舅舅的病情时似乎也细致了些。

主刀医生的助手就有点难办了，很难找到这位医生一个人在场的机会，他的周围总是包围着一群病人家属。我一边守着舅舅，一边惦记着红包如何出手，贼溜溜地窥视着助手的动向。终于捕捉到一个前后左右没人的机会，顾不得许多，撩起他的白大褂，把攥在我手里的红包迅速换到他的白大褂兜里，匆匆低语了几句，他挺无力地推脱了几下，收下了。

以为大功告成，就等着做手术了。没想到送出红包的第二天，助手在楼梯口对我说：“你舅舅的某某项化验不合格，不能做手术。”

我哀求他：“您再想想办法吧。”

他却说：“没办法呀。”

在他转身要走的功夫，我灵机一动，立刻从包里拿出剩下的几百美元，追上去：“你再想想办法……”

“再做一次化验吧。”

不一会，他来了，对我说：“化验结果正常，准备手术。”

手术做得很成功。舅舅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

向护士特别是护士长送红包的机会到了，不能一次性送，要隔几天就一送，否则，护士们的态度就会降温。

每天往返医院，在医院待的时间长了，我发现送红包的时候根本没有必要寻找机遇甚至鬼鬼祟祟。一天我去医生办公室，刚好遇见一位病人给医生递红包，而医生并不回避我，很坦然地数着票子！另一次我还发现一个貌似医药代表的靓女来找主刀医生，医生顺手从牛奶箱里（显然也是别人送的）拿出一盒牛奶给她喝，医生和医药代表都很坦然。

喜剧性的场面是，在病房里，我填了一张护士长送来的调查表，这是一张上面统一印制的调查表，其中的一些栏目是：你有没有给医生送红包？医生有没有收红包？你有没有给护士长送红包？护士长有没有收红包？”等等，我一律填写没有。我相信其他病人家属也一定像我这样填写。

如此调查结果，医院、上级主管以及各有关方面，定是十分满意。

惟一一次给医生送红包，希望不会再有第二次。也许，我的这段经历并不属于个别，但我希望千万别有人去对号入座，更希望在金钱面前，职业道德的份量要重一些，天职的意识要多一些，真的到了那时，不送礼也可以办成事，那百姓们就可以阿弥陀佛了！